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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子」的名与实         ★★★ 【字体:
「君子」的名与实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    点击数:1268    更新时间:2015-07-31    
 傅先生尝论君子原则,而以孔夫子的一段话为缘起:“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而泛泛而言的君子原则,坊间有多种常常显得模糊的表述,如仁、义、礼、智、信之类。傅先生为什么选择夫子的这一段话以阐明大义?
    一般学者多认为,孔子所憧憬的古代社会,君子有其位,故君子一词是实指。而孔子之时,礼坏乐崩,君子一词是虚指,于道德修养以及人格养成方面有所涵蓄者,皆可为君子。在儒家的传统理念中,君子究竟应该是怎样一个形象?我们今日如何准确地表述这些概念的具体含义?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这是孟子笔下的春秋乱世,说来悲伤,但我们或许要感谢它让人类拥有了一位划时代的文化英雄:孔子。
    孔子的贡献在当时是不容易看出来的,毕竟后世美其名曰“周游”的列国之行常常有颠沛流离的意味。“丧家狗”的模样,豪气干云的子路看不下去了,忍不住问老师:“君子亦有穷乎?”意在拨乱反正的经世之书《春秋》,事实上也不像孟子宣称的那样让“乱臣贼子惧”,时代毕竟走向了更暴乱的战国。其实在任何时代,都不容易看出孔子的贡献,因为他留下的,是一份给不了的财产:要你自己找,却也不难找,一定找得到,一找到了就无有穷尽。那是你的真诚。
    “承礼启仁”是孔子带给人类文明最大的礼物。他洞见到调和群体秩序、安顿人心、臻向人文之美不可或缺的内在力量,揭示了社会的刻板程序中要有来自人性的温暖内涵。这样的力量与内涵在每个人的身上都可以找到。在孔子深刻的教诲里,它具体实现为人人都可以自主成就的人格典型:君子。
为“君子”正名
    在孔子之前,“君子”这一称呼通常指的是统治阶层中的国君、贵族、官员等,也包括先得到官位再来学习礼乐的卿大夫子弟。此外,有时也用来指称社会贤达。孔子保留了这些用法,可是他还要循名责实,也要因实定名,因为当时有太多人担当不起“君子”的称呼。
    循名责实的主张,针对的是封建贵族尸位素餐、挟势弄权的时弊。当时有太多徒具其名、虚有其表的“君子”,他们享受封建体制带来的权位与财富,却没有承担起相应的政治责任,楚楚衣冠下更多想的是营私结党,而不是为百姓及国家谋福祉。这样的人一多,世道怎能不每况愈下。所以当齐景公请教政治的根本道理,孔子回答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领袖要有领袖的样子,官员要有官员的样子,父亲、孩子也是,在什么位置上,不但要做到应尽的职分,更要把成为楷模当作目标,不可以不负责任甚至假公济私。一旦“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社会的规范与分工全然败坏了,谁又自信能过得安稳甚或存活下去?
    然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来易懂,却不容易做到,并且乍看起来,也好像不一定非这样做不可。譬如理解这道理的齐景公,依然把自己的富贵看得比百姓民生重要。《论语》记载他的遗产有四千匹马,可是却没有留下一点能让百姓称颂的德行(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非得这么做吗?孔子能给我们怎样的说法?
非如此不可?
    作为政治领袖或实务官员的君子,如果负责任办事,政治社会的运作就会走在正轨,百姓与自己的生活都会受到礼法规范的稳定保障。从效益的层面来看,这是尽责谋事的合理理由。理想状态下,若君子都能这么做,何愁不是太平治世?问题在于人都有“血气”,也就是随着身体而有的本能与欲望;再者,现实当中,社会要维持一定的秩序,只需要好事的质量比坏事多些就可以,那为什么不能稍稍放纵追求私利呢?显然,只谈“效益”不足以要求君子非如此不可,也不足以说服他戒惕自己的血气。
    除了针对血气的“君子三戒”,孔子还说过“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认为君子临到死时如果没有好名声让人称述,自己也会觉得遗憾。 “名誉”足以约束君子吗?遗憾的是,历史上有太多著名的反例,像齐景公这位“君子”,显然重视自己的权势财富胜过福国利民的名誉。并且,虽然他伤人利己,在效益方面却也算得到了善终的“己利”。说得直接些,纵使诉诸历史评价,活着时并不在意毁誉的人,又怎会挂虑身后的史笔?
    效益、名誉、赏罚……我们可以想象各种各样的名目,可是这些外在的约束终究不能构成 “非如此不可”的充足理由,它们都可以被斤斤计较。周王朝陷于乱世的根本原因,在于礼乐的规制没办法单靠外在力量来维持,它需要自主自律的内在动力。否则,一旦约束力减弱,甚至崩解,谁还愿意遵守规矩?谁不想放纵情欲?所以,孔子要联系人的自然本性与价值实现,说出伦理与社会规范的根由。
承礼启仁
    周公制礼作乐,是要透过礼教让国家的运作、资源的分配具有节度秩序,让人际情感与社会善良风气得以维系,借由乐教让人情的欲求得以谐和涵养。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正是对礼乐化成人文的理想致以最高的赞扬;宣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孔子,正表明自己要肩负起承传文化的重任。于是,面对礼坏乐崩的动荡时局,孔子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承礼启仁。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
    难道“礼”指的只是玉帛这些器物,只是养生送死的形式吗?不是的。作为一种文化,礼自然有其用以表现的器物层面,有赖以遵循的制度层面,但是最重要的,是其所根据且意欲阐扬的理念。比如给晚辈压岁钱的年节文化,红包与金钱属于器物,收受时长辈的期勉与晚辈致谢的吉祥话可算是仪式。那它的理念是什么?一定要有祝福与感恩的心意吧!如果只是亲族、朋友、同事之间的利益算计,那还有什么人情味呢?同样的,面对礼乐沦为空洞形式,又遭人恣意僭越的乱象,孔子要提醒人们忆起制度背后的理念。
    因此,孔子在回应言语科的高徒宰我从效益面质疑守丧三年的丧礼时,只反问“这样做你心安吗?”宰我的批判是有道理的,长期不操作礼乐的确会日渐生疏,三年的丧期也不符合一年四时的规律,但孔子的反诘直指除了外在效益,伦理规范还有更根本的考虑:人性里最深刻的呼唤。孔子指出,通常婴孩出世三年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自立,这期间无私自然的哺育爱护,让亲子之间油然产生亲密的情感。“三年之爱”的感情该怎样计算,怎么回报呢?子曰:“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从我们自身想想,什么样的礼物才足以回应真挚的亲情、友情、爱情?这样想来,将“三年免怀”的生理特性约定作“三年之丧”的天下通丧,可以说是合情入理的权宜。
    所以当林放请教“礼之本”,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一般的礼仪,与其铺张奢侈,宁可俭约朴素;至于丧礼,与其仪式周全,不如心中哀戚。试问,想着比拼排场,还能保有多少真诚心意?注重礼数的出发点,难道不是要回应胸中的真实感情?面对倒置本末的情况,难怪孔子要疾呼“人而不仁,如礼何? ”其意在于提醒世人时刻记得伦理规范响应的是心意的真诚。
非如此不可
    亲子间真挚的情感,一般人都能够体会,这是复杂的伦理关系的起点。《孟子·滕文公》:“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避免人们在吃饱穿暖、生活安逸但缺乏教育的情况下表现得接近禽兽,舜就任命契为主持教育的司徒,教导百姓“人伦”,让人们明白维系、提升群我关系的良方。由于父母是让每个人得以出生的来源,首先教的就是父母子女的亲情。以此为本,接续才推广出社会制度的“君臣有义”、成家传衍的“夫妇有别”、权责分配的“长幼有序”、人际互动的“朋友有信”。
    到这里,可以发现,孔子承礼启仁的说法,一则立基于生理特性与心理情感,提出伦理规范源自人性内在的自然要求;一则站在人我共通的生命根源,指出社会制度是架构在人际之间的同理感受。于是,遵循伦理与社会规范的根本目的,不在任何外在的效应,在于活出问心无愧的自己。该怎么做?答案是真诚与体贴。
    非如此不可吗?非如此不可。这样看来,从政的君子怎能不设法节制血气,怎会不在意名誉?循名责实,真诚尽心地修养自己,推己及人并尽力安顿百姓,是君子义不容辞的使命。另一方面,因实定名。 “我欲仁,斯仁至矣”。真诚与体贴是你我想做就能做的事,加上每个人在人伦中都有位置,志在完美演绎自己角色的人,当然就足以成为名副其实的“君子”。
    曾参在瓜田不小心锄断了瓜秧。父亲曾皙拿起一根大棒就把他打昏了。醒来以后,曾参在自己屋里唱歌,让父亲知道自己没事儿。孔子说:父亲发怒,你竟然打死也不躲避!可你一旦死了,不是陷父亲于不义吗?有比这更大的不孝吗?
简历
    傅佩荣,祖籍上海。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专攻宗教哲学。曾任比利时鲁汶大学客座教授、荷兰莱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长,现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
    杨舒渊,傅佩荣弟子,台湾大学哲学系博士生、新竹教育大学兼任讲师、《孔子辞典》撰述委员。
    图为傅佩荣与弟子杨舒渊合影。
补白
因迂回而进取的人生及其远大前程
    夫子所确立的君子概念,并无教条之处,不似后人言事,每以斩钉截铁的态度,说必须这样,必须那样。权衡机宜,永远是重要的处事原则。而所谓一定之规,即在这样的权衡之中,得以贯彻与实施。诚如孟子所言:“仲尼不为已甚者。”过分的事情,夫子不为。即如天命这样牵涉终极的问题,在孔子那里,亦有其权衡。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 (《论语·子罕》)天之将丧斯文与天之未丧斯文,去留两难全,却都是天命,而夫子只是处之泰然,并无决断。
    甚至对待君主的忠,孔夫子也是这样的态度。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韩诗外传》中说,史鱼且死,谓其子曰:“数言蘧伯玉之贤而不能进,弥子瑕不肖而不能退。为人臣,生不能进贤而退不肖,死不当治丧正堂,殡我于室足矣。 ”怪的是,直如史鱼,亦死保圆滑而世故的蘧伯玉。而这看似相悖的二人,又俱在孔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所涵概之内,毫不做作,进退自如。
    将史鱼与蘧伯玉放在一起赞美,强调的是如何处理人际间一种微妙的关系,而置君臣大节于这种关系之下。李贽以八个字评说此一则:各成其是,勿置轩轾。而今人李泽厚在其 《论语今读》中的评论则是:“孔子并非教条主义者,两种态度都赞赏。还可能更欣赏后者。这也再次说明‘儒(进取)道(隐退)互补’,在孔子那里就开了头。”孔子或许并没有认真地想过与道家互补这样的事,但是其价值判断,却着实地采取了互补的态度。
    这样一种关注事物之间的内在关系的价值取向,在儒家的生存哲学中是一以贯之的。《孟子》一书中记载了一则孟子与淳于髡的有趣的对话: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 ”孟子曰:“礼也。 ”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
    礼乃人伦之大防,但是面对具体问题,我们依然要具体分析,以具体对待,依然需要一种切实的权衡。
    只说到主公,孔夫子有昧心之言,因为要为尊者讳,这是礼的要求。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 ”孔子曰:“知礼。 ”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 ”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夫子说,我有过错,别人一定知道,这是我的幸运。显然有掩饰之意,但在实质意义上,这又是一种符合礼的要求的权衡。
    最有趣的是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克己以仁,应该是孔子心目中重要的君子原则。 《论语》里只称赞六个人合乎“行仁”的要求,即商朝末年的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齐、管仲。前五个人的下场都令人唏嘘或同情。而第六位仁者管仲是荣华富贵等身的。若以这六个人来说仁,其共性在哪里呢?
    说到管仲,孔子的态度先是褒贬模糊。夫子这样评价管仲:“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说管仲是个人物,有手腕,做了对人家大不利的事,可是人家却丝毫没有怨言。然后,夫子于管仲有贬。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而当问孔子,管仲是不是知礼的时候,孔子的回答更其干脆: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管仲不俭,可以用《管子·侈靡》中的一段文字来说明。
    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饮野水,孰能用之?伤心者不可以致功。故尝至味而,罢至乐而。雕卵然后瀹之,雕然后爨之。丹沙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
    饮食、侈乐是人民的愿望,满足他们的欲求和愿望,就可以利用他们。若只是令其身披兽皮,头戴牛角,吃野草,喝野水,怎么能够很好地利用他们呢?心情不舒畅的人是做不好事情的。所以,要提倡人们享用最好的饮食,欣赏最好的音乐。做到极致时,可以把蛋品雕画成艺术品,然后再煮着吃,把木柴也雕刻成艺术品,再用作做饭的柴烧掉。丹砂矿洞口不要畅通无阻,商贾才能忙起来,有事情做。富人消费奢侈品,穷人才能有工作,百姓的生计就有保障,安居乐业,百般振奋而有饭吃。
    管仲为齐桓公谋事,亦是自不俭开始的。齐桓公使管仲治国,管仲对曰:“贱不能临贵。”桓公以为上卿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对曰:“贫不能使富。 ”桓公赐之齐国市租一年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对曰:“疏不能制亲。”桓公立以为仲父。齐国大安,而遂霸天下。
    而广为传诵的管鲍之交的故事,以《史记》中的管子自述来看,其感戴鲍叔,正衬其不知节制。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
    那么孔子为什么要说管仲是一个仁人君子呢?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 ”曰:“未仁乎? ”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在孔子看来,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凭一人之力,罢兵火之忧,这是大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
    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就都是夷狄的子民了,这样的大仁,哪里是匹夫匹妇自惭过失,动不动就要自我了断,那样的作为可以比的呢?
    或只在此意义上,方可理解孔子,夫子重大节,所以才说管仲为仁者,是君子。这样一种率性极易从其反面得到印证,进而行之以实。若法家即因其敝而反其道,倡导刑名国家;若太史公所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或若曹操求贤令所说的那样极致而不拘一格。(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
    而儒家以中庸为至道,断不以此极端为旨圭,要在于苛刻的法度之间,权衡利弊,人性化地采取游刃有余的行动。此君子作为也。
    今人视古人之作为,每以今人之狭隘视角过多关注其做作气,而忽略古人之本心。其原因,除时势截然不同之外,与今人之视角每每过于卑下大有关。李太白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之豪气,今人徒有羡慕之情,而无实施之勇。或于羡慕之余,无端生疑。
    对沽名钓誉的过度反叛,使沽名钓誉在另外一个方向成为我们所追逐的目标,即所有琐碎的成功皆可成为我们值得炫耀且有利可图的资本。而真正的“沽名钓誉”,在不失于义的前提下,对人生价值的有节制的追求,却每令我们莫名其妙地感到不好意思。这也正是孟子对一时豪杰之士张仪与苏秦的评价:“焉得为大丈夫乎? ”但凭佞巧行事,算不上什么大丈夫,非君子所为。
    而真正的君子,面对合乎道义的利益,并非单纯地无动于衷,只是依道义以权衡。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 ”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若遇明主,不妨若管仲那般待价而沽。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若合乎道义,就算是赶车的营生,夫子也是愿意做的。而若富贵不可求,“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 阿 莽
□傅佩荣 杨舒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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