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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子」的名与实 | |||||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 点击数：1306 更新时间：2015-07-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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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学者多认为，孔子所憧憬的古代社会，君子有其位，故君子一词是实指。而孔子之时，礼坏乐崩，君子一词是虚指，于道德修养以及人格养成方面有所涵蓄者，皆可为君子。在儒家的传统理念中，君子究竟应该是怎样一个形象？我们今日如何准确地表述这些概念的具体含义？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这是孟子笔下的春秋乱世，说来悲伤，但我们或许要感谢它让人类拥有了一位划时代的文化英雄：孔子。 孔子的贡献在当时是不容易看出来的，毕竟后世美其名曰“周游”的列国之行常常有颠沛流离的意味。“丧家狗”的模样，豪气干云的子路看不下去了，忍不住问老师：“君子亦有穷乎？”意在拨乱反正的经世之书《春秋》，事实上也不像孟子宣称的那样让“乱臣贼子惧”，时代毕竟走向了更暴乱的战国。其实在任何时代，都不容易看出孔子的贡献，因为他留下的，是一份给不了的财产：要你自己找，却也不难找，一定找得到，一找到了就无有穷尽。那是你的真诚。 “承礼启仁”是孔子带给人类文明最大的礼物。他洞见到调和群体秩序、安顿人心、臻向人文之美不可或缺的内在力量，揭示了社会的刻板程序中要有来自人性的温暖内涵。这样的力量与内涵在每个人的身上都可以找到。在孔子深刻的教诲里，它具体实现为人人都可以自主成就的人格典型：君子。 为“君子”正名 在孔子之前，“君子”这一称呼通常指的是统治阶层中的国君、贵族、官员等，也包括先得到官位再来学习礼乐的卿大夫子弟。此外，有时也用来指称社会贤达。孔子保留了这些用法，可是他还要循名责实，也要因实定名，因为当时有太多人担当不起“君子”的称呼。 循名责实的主张，针对的是封建贵族尸位素餐、挟势弄权的时弊。当时有太多徒具其名、虚有其表的“君子”，他们享受封建体制带来的权位与财富，却没有承担起相应的政治责任，楚楚衣冠下更多想的是营私结党，而不是为百姓及国家谋福祉。这样的人一多，世道怎能不每况愈下。所以当齐景公请教政治的根本道理，孔子回答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领袖要有领袖的样子，官员要有官员的样子，父亲、孩子也是，在什么位置上，不但要做到应尽的职分，更要把成为楷模当作目标，不可以不负责任甚至假公济私。一旦“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社会的规范与分工全然败坏了，谁又自信能过得安稳甚或存活下去？ 然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来易懂，却不容易做到，并且乍看起来，也好像不一定非这样做不可。譬如理解这道理的齐景公，依然把自己的富贵看得比百姓民生重要。《论语》记载他的遗产有四千匹马，可是却没有留下一点能让百姓称颂的德行（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非得这么做吗？孔子能给我们怎样的说法？ 非如此不可？ 作为政治领袖或实务官员的君子，如果负责任办事，政治社会的运作就会走在正轨，百姓与自己的生活都会受到礼法规范的稳定保障。从效益的层面来看，这是尽责谋事的合理理由。理想状态下，若君子都能这么做，何愁不是太平治世？问题在于人都有“血气”，也就是随着身体而有的本能与欲望；再者，现实当中，社会要维持一定的秩序，只需要好事的质量比坏事多些就可以，那为什么不能稍稍放纵追求私利呢？显然，只谈“效益”不足以要求君子非如此不可，也不足以说服他戒惕自己的血气。 除了针对血气的“君子三戒”，孔子还说过“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认为君子临到死时如果没有好名声让人称述，自己也会觉得遗憾。 “名誉”足以约束君子吗？遗憾的是，历史上有太多著名的反例，像齐景公这位“君子”，显然重视自己的权势财富胜过福国利民的名誉。并且，虽然他伤人利己，在效益方面却也算得到了善终的“己利”。说得直接些，纵使诉诸历史评价，活着时并不在意毁誉的人，又怎会挂虑身后的史笔？ 效益、名誉、赏罚……我们可以想象各种各样的名目，可是这些外在的约束终究不能构成 “非如此不可”的充足理由，它们都可以被斤斤计较。周王朝陷于乱世的根本原因，在于礼乐的规制没办法单靠外在力量来维持，它需要自主自律的内在动力。否则，一旦约束力减弱，甚至崩解，谁还愿意遵守规矩？谁不想放纵情欲？所以，孔子要联系人的自然本性与价值实现，说出伦理与社会规范的根由。 承礼启仁 周公制礼作乐，是要透过礼教让国家的运作、资源的分配具有节度秩序，让人际情感与社会善良风气得以维系，借由乐教让人情的欲求得以谐和涵养。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正是对礼乐化成人文的理想致以最高的赞扬；宣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孔子，正表明自己要肩负起承传文化的重任。于是，面对礼坏乐崩的动荡时局，孔子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承礼启仁。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 难道“礼”指的只是玉帛这些器物，只是养生送死的形式吗？不是的。作为一种文化，礼自然有其用以表现的器物层面，有赖以遵循的制度层面，但是最重要的，是其所根据且意欲阐扬的理念。比如给晚辈压岁钱的年节文化，红包与金钱属于器物，收受时长辈的期勉与晚辈致谢的吉祥话可算是仪式。那它的理念是什么？一定要有祝福与感恩的心意吧！如果只是亲族、朋友、同事之间的利益算计，那还有什么人情味呢？同样的，面对礼乐沦为空洞形式，又遭人恣意僭越的乱象，孔子要提醒人们忆起制度背后的理念。 因此，孔子在回应言语科的高徒宰我从效益面质疑守丧三年的丧礼时，只反问“这样做你心安吗？”宰我的批判是有道理的，长期不操作礼乐的确会日渐生疏，三年的丧期也不符合一年四时的规律，但孔子的反诘直指除了外在效益，伦理规范还有更根本的考虑：人性里最深刻的呼唤。孔子指出，通常婴孩出世三年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自立，这期间无私自然的哺育爱护，让亲子之间油然产生亲密的情感。“三年之爱”的感情该怎样计算，怎么回报呢？子曰：“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从我们自身想想，什么样的礼物才足以回应真挚的亲情、友情、爱情？这样想来，将“三年免怀”的生理特性约定作“三年之丧”的天下通丧，可以说是合情入理的权宜。 所以当林放请教“礼之本”，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一般的礼仪，与其铺张奢侈，宁可俭约朴素；至于丧礼，与其仪式周全，不如心中哀戚。试问，想着比拼排场，还能保有多少真诚心意？注重礼数的出发点，难道不是要回应胸中的真实感情？面对倒置本末的情况，难怪孔子要疾呼“人而不仁，如礼何？ ”其意在于提醒世人时刻记得伦理规范响应的是心意的真诚。 非如此不可 亲子间真挚的情感，一般人都能够体会，这是复杂的伦理关系的起点。《孟子·滕文公》：“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避免人们在吃饱穿暖、生活安逸但缺乏教育的情况下表现得接近禽兽，舜就任命契为主持教育的司徒，教导百姓“人伦”，让人们明白维系、提升群我关系的良方。由于父母是让每个人得以出生的来源，首先教的就是父母子女的亲情。以此为本，接续才推广出社会制度的“君臣有义”、成家传衍的“夫妇有别”、权责分配的“长幼有序”、人际互动的“朋友有信”。 到这里，可以发现，孔子承礼启仁的说法，一则立基于生理特性与心理情感，提出伦理规范源自人性内在的自然要求；一则站在人我共通的生命根源，指出社会制度是架构在人际之间的同理感受。于是，遵循伦理与社会规范的根本目的，不在任何外在的效应，在于活出问心无愧的自己。该怎么做？答案是真诚与体贴。 非如此不可吗？非如此不可。这样看来，从政的君子怎能不设法节制血气，怎会不在意名誉？循名责实，真诚尽心地修养自己，推己及人并尽力安顿百姓，是君子义不容辞的使命。另一方面，因实定名。 “我欲仁，斯仁至矣”。真诚与体贴是你我想做就能做的事，加上每个人在人伦中都有位置，志在完美演绎自己角色的人，当然就足以成为名副其实的“君子”。 曾参在瓜田不小心锄断了瓜秧。父亲曾皙拿起一根大棒就把他打昏了。醒来以后，曾参在自己屋里唱歌，让父亲知道自己没事儿。孔子说：父亲发怒，你竟然打死也不躲避！可你一旦死了，不是陷父亲于不义吗？有比这更大的不孝吗？ 简历 傅佩荣，祖籍上海。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专攻宗教哲学。曾任比利时鲁汶大学客座教授、荷兰莱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长，现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 杨舒渊，傅佩荣弟子，台湾大学哲学系博士生、新竹教育大学兼任讲师、《孔子辞典》撰述委员。 图为傅佩荣与弟子杨舒渊合影。 补白 因迂回而进取的人生及其远大前程 夫子所确立的君子概念，并无教条之处，不似后人言事，每以斩钉截铁的态度，说必须这样，必须那样。权衡机宜，永远是重要的处事原则。而所谓一定之规，即在这样的权衡之中，得以贯彻与实施。诚如孟子所言：“仲尼不为已甚者。”过分的事情，夫子不为。即如天命这样牵涉终极的问题，在孔子那里，亦有其权衡。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 （《论语·子罕》）天之将丧斯文与天之未丧斯文，去留两难全，却都是天命，而夫子只是处之泰然，并无决断。 甚至对待君主的忠，孔夫子也是这样的态度。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韩诗外传》中说，史鱼且死，谓其子曰：“数言蘧伯玉之贤而不能进，弥子瑕不肖而不能退。为人臣，生不能进贤而退不肖，死不当治丧正堂，殡我于室足矣。 ”怪的是，直如史鱼，亦死保圆滑而世故的蘧伯玉。而这看似相悖的二人，又俱在孔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所涵概之内，毫不做作，进退自如。 将史鱼与蘧伯玉放在一起赞美，强调的是如何处理人际间一种微妙的关系，而置君臣大节于这种关系之下。李贽以八个字评说此一则：各成其是，勿置轩轾。而今人李泽厚在其 《论语今读》中的评论则是：“孔子并非教条主义者，两种态度都赞赏。还可能更欣赏后者。这也再次说明‘儒（进取）道（隐退）互补’，在孔子那里就开了头。”孔子或许并没有认真地想过与道家互补这样的事，但是其价值判断，却着实地采取了互补的态度。 这样一种关注事物之间的内在关系的价值取向，在儒家的生存哲学中是一以贯之的。《孟子》一书中记载了一则孟子与淳于髡的有趣的对话：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 ”孟子曰：“礼也。 ”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 礼乃人伦之大防，但是面对具体问题，我们依然要具体分析，以具体对待，依然需要一种切实的权衡。 只说到主公，孔夫子有昧心之言，因为要为尊者讳，这是礼的要求。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 ”孔子曰：“知礼。 ”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 ”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夫子说，我有过错，别人一定知道，这是我的幸运。显然有掩饰之意，但在实质意义上，这又是一种符合礼的要求的权衡。 最有趣的是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克己以仁，应该是孔子心目中重要的君子原则。 《论语》里只称赞六个人合乎“行仁”的要求，即商朝末年的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齐、管仲。前五个人的下场都令人唏嘘或同情。而第六位仁者管仲是荣华富贵等身的。若以这六个人来说仁，其共性在哪里呢？ 说到管仲，孔子的态度先是褒贬模糊。夫子这样评价管仲：“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说管仲是个人物，有手腕，做了对人家大不利的事，可是人家却丝毫没有怨言。然后，夫子于管仲有贬。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而当问孔子，管仲是不是知礼的时候，孔子的回答更其干脆：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管仲不俭，可以用《管子·侈靡》中的一段文字来说明。 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饮野水，孰能用之？伤心者不可以致功。故尝至味而，罢至乐而。雕卵然后瀹之，雕然后爨之。丹沙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 饮食、侈乐是人民的愿望，满足他们的欲求和愿望，就可以利用他们。若只是令其身披兽皮，头戴牛角，吃野草，喝野水，怎么能够很好地利用他们呢？心情不舒畅的人是做不好事情的。所以，要提倡人们享用最好的饮食，欣赏最好的音乐。做到极致时，可以把蛋品雕画成艺术品，然后再煮着吃，把木柴也雕刻成艺术品，再用作做饭的柴烧掉。丹砂矿洞口不要畅通无阻，商贾才能忙起来，有事情做。富人消费奢侈品，穷人才能有工作，百姓的生计就有保障，安居乐业，百般振奋而有饭吃。 管仲为齐桓公谋事，亦是自不俭开始的。齐桓公使管仲治国，管仲对曰：“贱不能临贵。”桓公以为上卿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对曰：“贫不能使富。 ”桓公赐之齐国市租一年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对曰：“疏不能制亲。”桓公立以为仲父。齐国大安，而遂霸天下。 而广为传诵的管鲍之交的故事，以《史记》中的管子自述来看，其感戴鲍叔，正衬其不知节制。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 那么孔子为什么要说管仲是一个仁人君子呢？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 ”曰：“未仁乎？ ”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在孔子看来，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凭一人之力，罢兵火之忧，这是大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 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就都是夷狄的子民了，这样的大仁，哪里是匹夫匹妇自惭过失，动不动就要自我了断，那样的作为可以比的呢？ 或只在此意义上，方可理解孔子，夫子重大节，所以才说管仲为仁者，是君子。这样一种率性极易从其反面得到印证，进而行之以实。若法家即因其敝而反其道，倡导刑名国家；若太史公所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或若曹操求贤令所说的那样极致而不拘一格。（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 而儒家以中庸为至道，断不以此极端为旨圭，要在于苛刻的法度之间，权衡利弊，人性化地采取游刃有余的行动。此君子作为也。 今人视古人之作为，每以今人之狭隘视角过多关注其做作气，而忽略古人之本心。其原因，除时势截然不同之外，与今人之视角每每过于卑下大有关。李太白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之豪气，今人徒有羡慕之情，而无实施之勇。或于羡慕之余，无端生疑。 对沽名钓誉的过度反叛，使沽名钓誉在另外一个方向成为我们所追逐的目标，即所有琐碎的成功皆可成为我们值得炫耀且有利可图的资本。而真正的“沽名钓誉”，在不失于义的前提下，对人生价值的有节制的追求，却每令我们莫名其妙地感到不好意思。这也正是孟子对一时豪杰之士张仪与苏秦的评价：“焉得为大丈夫乎？ ”但凭佞巧行事，算不上什么大丈夫，非君子所为。 而真正的君子，面对合乎道义的利益，并非单纯地无动于衷，只是依道义以权衡。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 ”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若遇明主，不妨若管仲那般待价而沽。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若合乎道义，就算是赶车的营生，夫子也是愿意做的。而若富贵不可求，“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 阿 莽 □傅佩荣 杨舒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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