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季羡林先生有缘见过一面，当时他的头顶上还没有被罩上“大师”光环。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一个周末的晚上，地点就在哈佛大学教授赵如兰（赵元任先生之女）的府上。那里经常举办文化沙龙，汇集了不少来访的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学者，以及我们这些近水楼台的中国学人。当晚的主讲好像就是季先生，但内容和题目是什么，我现在都已经回忆不起来了。留在脑海中的只是他和我在开场前的几句简短交谈。

由于到的较早，客厅里只有他和我，以及一两个我不认识的客人。在我简短恭维了一句他的学术成就之后，他忽然开口，说他1949年以后毫无学术成就可言，并且推己及人，将这话题涵盖到整个文科的学术活动，说在那样一个僵化荒谬的思想框架下，还怎么可能有学术的发展和成就。我当时闻言心里大惊，想不到他会在几个素昧平生的晚辈面前做如此剖白，尤其是与和他同辈的费孝通先生当时那种积极与官方保持一致的立场态度，形成如此鲜明的对比和反差，让我眼前一亮。我在第一时间里的第一反应，就是联想到郭沫若在“文革”初期的表态，说自己以往一切著述都该付之一炬。当然，两人的话，在内容和性质上是截然相反的。

由于有过上述一面之交，对于后来他在90年代和本世纪里被逐步捧为国学大师后的众多传闻，包括接受某教授叩首跪拜行弟子礼的新闻闹剧，我都很难把它们与我在美国剑桥见过的季先生统一。在季先生仙逝以后的今天，当我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书架上邂逅一本由中国城市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季羡林随想录（七），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时，便毫不犹豫地拿起，借回家中细看。

这本书虽然只有短短234页，而且内容上有许多重复，但看着看着，一个栩栩如生、真实可爱的作者形象，就开始在我脑海中构建。

作者的深厚功力，有时完全似飞来之笔，让我顿悟不少曾经为之苦苦绞尽脑汁而得不出的道理。例如，说到“中西书名的命名原则很不相同。书名诚小道，但小中可以见大”。他说，欧洲的书名，像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修辞学》和贺拉斯的《论诗艺》，“都朴素无华，书的内容是什么，书名就叫什么，没有藻饰，没有任何花样。而中国却不尽然。我们有什么《文心雕龙》，有什么《法苑珠林》《文苑英华》，到了后来，又有什么《杜诗镜诠》，有什么《艺舟双楫》等等，花样多得很。这些书名花里胡哨，形象生动、灿烂。它们与内容有联系，但有时候又让人猜不出内容究竟是什么，这情况同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还进一步阐述，“印度的命名原则又与中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并举出《舞镜》《情光》《味河》《味海》等例子，并由此而分析总结出一个“神韵在于暗示”的理论。“镜，光喻明亮。河，海喻深广”。因此在中国和印度的文艺理论中，“没有说出来的暗示的东西，其价值超过说出来的东西，在说出来的东西中辞藻雕饰最无价值”。

作者对散文创作极为喜爱。最为钟情的散文，是抒情而非议事一类。他也因此而提及杨朔的散文，欣赏朱自清的《背影》。与众不同的是，他认为“《背影》表现的就正是三纲之一的父子这一纲的真精神”。他说，“读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就应该把眼光放远，远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然后才能真正体会到这篇名文所蕴涵的真精神。若只拘泥于欣赏真挚感人的父子之情，则眼光就未免太短浅了”。

由于作者身前顶着国学大师的桂冠，身后还遭人非议，说其一生研究的东方语言文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学，所以我在看书时也特别留意，希望读到季先生对于中国文化的见解。总算是在这篇“读朱自清《背影》”的文章中惊鸿一瞥。

“什么是中华文化的精义呢？几乎言人人殊，论点多如牛毛，但我认为，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季先生较为认同的是陈寅恪先生指证的“三纲”，当然不是拘泥于字面而是其为“抽象理想”的意义，以及饶宗颐先生总结的儒学的“礼”，即《论语》上说的“礼之用，和为贵”。这让我不禁想起了一百年前诞生的荷兰人高罗佩，在他脍炙人口的系列狄公案故事中，有过一块由他虚构出来的皇上赐给狄仁杰的功德匾，上书“义重于生”四个大字，也就是说，道义比生命更重要。这位荷兰汉学家的创造性总结，虽然与国学家们的点评有异，倒也并非离题万里，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从另一角度点缀出中华文化的精义。也就是说，对社会伦常次序和礼义的重视大于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

听说季先生在生前曾经有过一个断言，说21世纪将会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姑且不论这样的预言是否真能应验，我彷徨的恰恰是：如果上述关于中华文化之精义的总结是准确的，又万一让该预言真的实现了，那么我究竟是应该感到欣慰呢，还是悲哀？